28日上午，引发全国舆论关注的母亲溺死两名脑瘫双胞胎儿子一案在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一审落锤。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韩群凤有期徒刑五年。宣判后，韩的家人认为判决过重，并表示考虑为韩群凤上诉。

        韩群凤案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情法冲突案例，它的话题性恰恰在于它的沉重：因为不忍心看到两个脑瘫儿子受苦，也不愿再拖累家人，倾其所有坚持救治孩子13年的母亲韩群凤，在绝望中溺杀了两个孩子。这还不是痛苦的终点，韩群凤自己服毒自杀却被救活，不得不在未来的日子里一次次地直面伦理和情理的拷问———与之相比，法院的判决真的算不了什么。

        韩群凤案经媒体报道后，迅速引发关注。多个民间群体为她发起签名请愿活动，全国各地更有近千母亲、数十万网民自发签名为她求情。无疑，他们都为这个真实的故事所感动。而我觉得，促使十万计的网民为一位杀人犯求情的深层因素，还在于这些网民们都真实感受到了杀人者所经历的无助与绝望。一个简单的换位思考是，假如两个脑瘫儿子发生在自己身上，能不能像韩群凤一样倾其所有，能不能有13年的坚持，在最后时刻又能不能扼住命运———而不是病儿———的咽喉？

        透过韩群凤案，其实我们都看到了一个“镜中我”。在今天这样一个风险社会，不测风云与飞来横祸并非只是传说。如果我们没有一整套行政救助与社会救助的荫蔽，孤立、无助乃至绝望就会很容易降临到我们身边。与其纠缠于情法冲突，倒不如反思一个多元化救助体系的缺失。

        情法冲突当然是存在的。但它或许没有被舆论渲染得那样严重。一审结果合乎法律规定，却也不外乎人之常情。如主审法官解释的那样，“韩群凤杀害孩子源于多年累积的压力，并非单纯为了摆脱生活困难，所以有特殊的家庭背景，相对其他凶杀案，社会危害性较小，犯故意杀人罪情节较轻，应判3-10年有期徒刑”。最终的５年判罚，已经比照其他故意杀人案有从轻的考虑。认为一审判决过重也有其法理与情理依据，理想的“从轻”，还可以轻至３年。结局如何，读者不妨静待上诉和二审。相信二审法院也会有法有情。

        无论是5年徒刑，还是３年有期，都在法定刑之内。若一定要追求法外施刑，就在强法律之难了。情理在人心，法律有权威。其实法律本身也可理解为是多数人情理的总结。司法不能、也不应为超越法律之外的“部分人情”负责。

        不妨再重温一次发生在纽约的那个著名的“情法冲突”案例：

        1935年的一天，纽约市长拉古迪亚到纽约贫民区的一个法庭旁听。被告是一名老太太，被控偷窃了一片面包。法官问老太太为何偷窃，老太太嗫嚅着回答：“我自己也很饥饿，但我更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失去了父母的三个孙子，他们已经两天没吃到任何东西了。”

        铁面的法官也很同情被告，但仍然坚持法律制裁。法官对老太太说：“我必须秉公执法，你可选择10美元的罚款，或是10天的拘役。”老太太只能“选择”拘役，又担心自己的三个孙子无人照料。

        这时，拉古迪亚从旁听席上站了起来，他面对旁听席脱下自己的帽子，往里面放进10美元，然后说道：“这位老太太因为偷窃面包被判罚10美元，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也应为我们的冷漠而被判罚50美分，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与社区。”

        这个故事的结尾是，在场的每个人都默默无声地捐出了50美分，连法官也不例外。

        韩群凤案之后，政府、社会乃至我们个人都该反思，该如何向那些还在无助与绝望中挣扎的“韩群凤”们，捐出各自的“50美分”。(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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